国内经济前景黯淡
几十年来，不切实际的支出留给很多发达国家的是他们并不希望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同时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使其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改变着世界主要经济体，使人口金字塔（底部为基数较大的年轻健康人口，顶部为较少的老年衰弱人口）变成人口柱状图。
请看下列一些基本的数据：1970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中，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76个孩子，2010年这一数字是1.74，已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值2.1。与此同时，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延长了预期寿命，但这也意味着工人在赡养退休或病残人士方面要增加更多负担，而福利国家的良好运作依赖于大量的工人，所以这一人口结构变化为国家财政带来了严重挑战。
简单地说，发达国家中，政府开支负担预计将大大增加。预算增长远远快于私营部门营业额的增长，这也是出现大量赤字的原因所在。如果目前形势得不到改善，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债务水平将会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0%-500%，希腊式的财政崩溃正是由此导致的。
别忘了，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都曾在债务水平达到国内经济总量的80%-120%之后陷入债务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债务达到这一水平的所有经济体都会受到“债券义和团”的攻击。毕竟，尽管日本债务水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0%，但其整体经济状况仍然稳定。这些事实表明，世界上主要国家若不进行重大财政改革，则会陷入困境。
政客们的火上浇油
更糟糕的是，很多政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税收收入不足，而非超额开支。尽管要求财政紧缩呼声强烈，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例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税率就节节攀升。欧盟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和增值税税率近年来稳步上升。如果政客们认为不断增税会解决其财政问题，迎接他们的只会是失望。
政府开支负担的增速远大于私营部门的经济产出，所以增加税收于事无补。过去的40年里，欧洲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增长了10%，而同期债务负担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换句话说，额外增加税收只会刺激更高的开支负担。若政客们认识不到超额开支才是问题的根源，那么通过增税来解决财政问题的做法只会是雪上加霜。
另一个问题是，高税率不一定能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尤其是政府对所谓的“富人”征收极易引发阶级纠纷的税额时更是如此。简单的说，拥有大量商业和投资收入的人群可以轻易变更自己应纳税的时间、水平和收入补偿。因此，当他们面临的税率增加时，他们总有办法来减少自己的应纳税的所得。
然而高税率必定会阻碍经济业绩。换句话说，很多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财政政策陷入了恶性循环。政客们需要更多支出来赢得一些提议，尤其是诸如收入再分配计划等的选票。这些政策抑制私营行业发展，从而伤害了经济的长远发展。政客们为了实现表面上的财政收支平衡，开始征收更高的税率，然而高税率进一步抑制生产能力，导致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减少。随着私营部门逐渐萎缩，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也就更大，从而导致更高税率和经济萎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财政危机是由过高债务和经济停滞共同导致的。
面对这种恶性循环，一些政客仍然盲目地煽动继续增税。他们不仅提高现有税目税率，还想法设法在金融交易、碳排放等方面制定新的税种，甚至要求恢复财富税。
这种趋势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灾难。劳动力减少和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鼓励投资和深化资本存量能够弥补差额，但通过增加税收，尤其是对储蓄和投资收入增加歧视性税收来压榨生产力的做法绝不可取。
抑制税收流失
了解到高税收可能会导致大量就业和投资的流失，高税收国家的政客们使用反税收竞争政策，来抑制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失。具体来说，高税收国家为了防止本国公民（和他们的资产）流失，会使用一些国际条款以及诸如20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等机构来攻击低税收辖区，还有那些帮助纳税人免受过度财政负担的服务提供者。
不同金融辖区间的税收竞争增加了政客们实施错误政策的难度，这也意味着一国错误的财政政策可能成为另一国吸引外资的机遇，因此能够缓解错误政策对经济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通过设立资本跨境流通障碍来阻止税收竞争，可以使近年来错误政策造成的影响最小化。
20国集团和经合组织仍然是高税收国家寻求破坏税收竞争的工具。反税收竞争，起初是为了应对全球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高税收国家的政客们不喜欢看到他国政府降低税率来吸引就业和投资，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境流通更为容易，这种模式逐渐成为一个良性循环，至少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如此。
高税收福利国家显然对此感到不满，他们利用国际机构给予回击。1998年的一篇报告《有害税收竞争: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揭开了这一战争的序幕，自此之后，经合组织在这一战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武器是设置黑名单，低税率且政策优势明显的国家和地区都名列其中，且被要求进行反向改革，此外，这些国家需要和其他国家签订《税收情报交换协议》以求从经合组织的黑名单中除名。
事实证明，这种作法成效不大，于是这些高税收国家促成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出台，公约要求签署国实施其他签署国的苛刻税法，经合组织对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纠纷拥有审判、陪审和执行权。
同时，美国在促进全球税收执法方面开始了单边行动。受贸易保护主义税收惩罚影响，《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要求全球金融机构和各国政府充当美国税法执行者。经合组织的征税机关深受《海外账户纳税法案》排挤，对此感到不满：如果美国可以要求其他国家和机构承担执行美国税法的成本和义务，为什么其他机构不采用相同做法呢？
最新出台的《通用报告准则》要求所有金融辖区与经合组织就过去十年《税收情报交换公约》遵守情况达成一致。任一金融辖区只需等待他国首先提出核查该国公民金融信息的要求（需基于合理的理由）的做法已不再受推崇。新推出的国际税务情报自动交换全球统一标准摒弃了之前国际间合作遵循的无罪假设原则，在调查跨国投资者税务信息过程中，低税收金融辖区须提供高税收国家要求的任何相关信息。之前的法定正当保护程序不再适用。
这些举措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目前，美国（除少数个例外）是全球税法推行中的最大违反者，这种违反不仅涉及资本收益征税，也包括公司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征税。但阻止政客们可能压榨旅居国外的本国公民钱财的不是宽容大度或者合理原则，相反，这是由于缺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此项操作的健全体制和足够资源。如今，国际税务情报自动交换全球统一标准的出台有助于各国沿着美国先发实行的税务改革的足迹，在世界范围内采取一种威力更大的税务体系。
离岸操作须更具前瞻性
私营企业总是能够迅速地灵活避税，政客们对此深感苦恼。在当今经济形势下，这些政客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希望从生产部门征收高额税，同时，他们在政治上更有底气地采取一系列激进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十年里因为毫无节制的政府开支和不可持续的福利体系造成的恶果。
但是在本国经济业绩和离岸税务筹划集团受到损害之后，他们的努力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国际上都适得其反，为了缓解造成的危害，低税收管辖区和离岸服务提供者必须团结起来，呼吁倡导对自身有益的原则和条例，保卫他们的生存权利。
经济全球化为低税收管辖区提供了机遇。如果这些国家实施刺进增长的积极政策，他们就可以充分利用高税收国家的政策失误。但如果20国集团、经合组织和高税收国家税收改革成功，低税收管辖区就无法继续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跨境流动中获益。
这些高税收金融辖区和其范围内的私营部门必须做出判断，顺从地接受本国政策下的苛刻税收环境是否明智？默认这种看法意味着“慢性死亡”。
反抗严苛的税收制度看起来困难重重，但并非没有先例。自经合组织首次公开《有害税收竞争》报告，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抵制迫使全球税收机构削减税额。尽管这些机构通过其他间接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无疑都受到反击。
如今，对于全球税务崩溃支柱的抵制措施逐步形成。美国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不仅在国内面临日益加重的政治压力，同时国际对此也有很大敌意，但更严重的是即将到来的法律程序方面的挑战，而以牺牲诸如成本、隐私和国际礼仪等方面为代价来优先实施苛刻税法的愚蠢做法是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
《海外账户纳税法案》是推动经合组织实施国际税务情报自动交换体系的有利力量，若失败，经合组织的努力可能要退回原点。这一过程需要依靠一个离岸机构，该机构须遵循诸如尊重隐私、承认主权边界等国际金融业务原则。
总结
大部分位于离岸金融辖区的个人，无论是身处政界还是私营部门，都对自身的危险处境心存担忧。
很多国家，尤其是经合组织成员国，财政状况前景堪忧。在这些国家，政府势必要寻求增加税收的新途径。确实，在国内提高税率以支撑庞大的福利体系是摆在面前的选择。
但是通过攻击离岸机构来寻求新的税收来源似乎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以上只是在向金融隐私和所谓的偷税漏税行为开战中的一个场景，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公开反击各种避税行为，其发布的报告《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就是明证。
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希望离岸机构能够经受这些打击。政治上的贪婪并没有太多限制，如果政府能够成功打击各种避税行为如偷税、漏税，那么政客们会更大胆地推出更为严苛的税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