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闻继续说："不管怎么说,我的父亲还是老板。我的感受是,他还是想要控制一切。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不对。这看起来都不关我的事。"
随着第一代中国企业家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他们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在不花费大成本的基础上将家族财富或业务顺利地传给他们的后代。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薛闻并不是唯一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这个行业一直在蓬勃发展。
在最近一期《福布斯》亿万富翁名单中,中国内地上榜的人数增加到了122名,而一年前的数字是95名。然而,对这些富裕的中国人来说,年龄老化是最大的问题。根据《福布斯》的统计,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事宜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第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年龄在55至75岁之间。该调查表明,中国有超过300万的民营企业家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将面临企业继承的问题。
《福布斯》杂志高级编辑、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指出,当涉及到继承事宜时,大陆人通常与香港人和台湾人有所不同。在香港和台湾,许多企业的创始人已经将火炬传递给了第二或第三代。举例来说,香港酱料制造商李锦记已经将家族企业传递到了第四代人的手里,他们的生意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然而,糟糕的家族继承也会让企业家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比如,家族争执使得香港地产公司新鸿基颇受磨难。
范鲁贤参与了福布斯中国、香港和台湾富豪榜的编制。他在福布斯网的署名博客中写道："在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是非常特殊的。在这里,大型民营企业的领导者几乎都是公司的创始人。此外,大多数人没有多少子女可以作为继承人的候选人。那些有许多子女的人可能有多个配偶,这让问题变得复杂。"
薛闻的家乡温州是中国努力发展民营企业的成功范例。然而,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尤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型汽车,在选择第二代企业领导人时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据浙江商会的研究显示,大约80％的民营企业面临接班问题。
V-Sun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力表示："我认为,那些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对接手家族生意没有太大的兴趣。即使他们同意这样做,他们往往对企业的运营有着不同的想法。此外,他们还可能面临其他挑战,比如亲属带来的干扰。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缺乏克服困难的决心。"
罗维明是薛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同样面临着从父亲那里接受一家纺织公司的头痛问题。但是,35岁的罗维明希望能够获得家人的财政支持,自己开一家汽车修理厂。
罗维明说："那是我的兴趣所在。父亲希望我能够拓展纺织工厂,但我不觉得这个企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不准备接手。我只想做我自己的生意,就像我父亲年轻的时候那样。"
罗维明说,他最大的担忧之一是他的父亲在企业移交后仍然希望在业务决策上拥有发言权。另一项需要担心的事情是,他的叔叔和婶婶也希望参与企业的管理,他们在企业中拥有股份。
然而,第一代商人是不会同意这一点的,虽然他们认为让孩子接管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同样担心在富裕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已经习惯了奢侈的生活方式,而无法吃苦,也无法为家族企业承担全部责任。
浙江人雷长发拥有一家家具厂,他在60岁的时候让儿子和女儿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他说："作为父母,我们并不希望去阻止或控制他们。我相信他们。但是,他们在启动时需要指导和帮助。"
如今,少数富裕家庭开始引入一些外人来帮助他们安排企业规划和将资产转移给下一代。所谓的家庭治疗师或规划师负责为家族企业平稳过渡制定计划,确保以最为合适的结构将财富传递给下一代。
独立投资顾问、交通银行的前顾问朱克文最近帮助了一位浙江民营企业家制定了家族企业移交的计划。
朱克文说"在西方或类似香港的发达市场,让家庭治疗师参与企业继承规划是非常受欢迎的。但在中国大陆,只有少数人开始接受这一点,大陆人过去一直不希望外界参与解决他们的家庭问题。"
朱克文指出,家族继任计划所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澄清有关各方的利益和责任,并且就家族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达成共识。
朱克文的工作就是与家庭的所有成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企业的关切和期望所在,然后找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有利于各方的结构。
朱克文说："我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在继任规划方面我听说过和遇到过的经历以及教训。然后,我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帮助他们共同制定一个解决方案。"
资产继承过程的主要冲突是要决定是否引进外部股东,或者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帮忙,以及家族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来传递财富。
朱克文说,在所有需要讨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家庭成员必须就所有制结构达成一致。所有制结构可能会对商业决策的制定和利润的分配产生很深的影响。
朱克文说："在很多民营企业中,创始人通常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拥有绝对权力,可以对企业做出最终的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将自己的权力转交给长子。这种继承结构有时可能会造成问题,因为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会觉得他们会忽视了,无法获得自己称心如意的利益。"
因此,企业的第二代领导人需要与股东或其他家庭成员进行沟通,确保第一代去世后企业能够继续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
34岁的王沫是浙江本地人,家里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大型糕饼企业。王沫即将从父亲那里接手这家企业。但是,他的姐姐同样将获得很大一笔股份,虽然她对公司没有任何管理权。
王沫说："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应该为对你最重要的人负责。如果你希望保存家族的财富,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做决定。虽然我是老板,我的姐姐也有发言。如果她的意见正确,我会听她的。"
王沫说,公开的交流能够避免家庭成员之间信任的破裂。他说："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让我们的家族兴旺。我的父母都是财富的创造者,我们是接班人。我们必须确保采取良好的家族治理,而不是产生冲突。如果家庭破裂成碎片,将不会有任何个人利益。我们珍视这种关系。"
对于像王沫一样的第二代企业家来说,首先需要处理的事情是决定在接手以后是否引进来自家庭以外的股东或管理团队,而他们的父母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情况。接下来,他们需要决定公司是否需要上市来筹集更多的资本以供扩张。
虽然外部股东通常不会担任任何管理角色,但是企业创始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创始人,担心新的投资者可能会威胁到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
朱克文说："几代人运营一个家族企业,正确的方式是整理家族内部的所有权,在适当的时机引入外部专业人士。 这就是日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的原因。中国企业家可以借用这种理念,开发自己的解决方案。"
朱克文指出,对富裕的中国家庭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来自外部的管理者,而不是股东。当拥有海外留学北京的年轻一代开始掌权后,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招聘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的职业经理人,来更好地运作家族企业。
王沫最近刚刚聘请了两名在法国拥有多年学习经验的面包师。他说："我父亲起初反对招募他们,但后来他同意了。我们需要一些有技能和雄心的员工。他们可以带来新的思路和创新的产品。我告诉我父亲,我们同样应该迎合新一代的客户,他们更能够接受西式的蛋糕和面包。这将使我们的业务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增长。"
除了邀请外部专业人士来填补技能缺口以外,其他的后续问题包括如何拓展业务,从哪里吸引资金以及公司是否应该上市。
对于那些希望摆脱中小企业身份的人来说,上市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确保获得未来增长的集资渠道。然而,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上市是否会危及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是否会向公众曝露家庭成员的秘密。
朱克文说："上市似乎是很多民营企业的终极目标。然而也有不少五、六十岁的商人担心,上市可能会毁了企业。 有些人倾向于向朋友借钱,或者通过民间渠道融资,而不是上市。"
虽然在类似纳斯达克的中国创业板上市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和影响力,它也同时要求股东、董事及其他相关人员详细地披露自己的信息。
薛闻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上市。他说："即使我们做强做大,我们也不会选择公开出售股份。这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难得达成的共识。 我会引入外部经理,但不会引入投资者。我们宁愿借钱,而给予别人股份。我们希望保持公司的私有性,从而确保一切都在控制中。"
相反,很多中国私营企业主正在考虑建立家庭信托或基金会,来管理他们的遗产。最近几年,基金会和信托的概念在中国日益普及。其中一个里程碑是作为沃伦•巴菲特和盖茨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尔•盖茨邀请中国富豪吃饭,交流有关慈善事业的想法。
王沫最近刚刚聘请了朱克文说："上市似乎是很多民营企业的终极目标。然而也有不少五、六十岁的商人担心,上市可能会毁了企业。 有些人倾向于向朋友借钱,或者通过民间渠道融资,而不是上市。"两名在法国拥有多年学习除了邀请外部专业人士来填补技能缺口以外,其他的后续问题包括如何拓展业务,从哪里吸引资金以及公司是否应该上市。经验的面包师。他说："我父亲起初反对招募他们,但后来他同意了。我们需要一些有技能和雄心的员工。他们可以带来新的思路和创新的产品。我告诉我父亲,我们同样应该迎合新一代的客户,他们更能够接受西式的蛋糕和面包。这将使我们的业务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增长。"
信托和基金会都是重要的资产保护工具,能够提供继任计划,并确保企业创始人去世后企业管理的连续性。信托始于英国的普通法,而列支敦士登于1926年首次引入了私人基金会的概念。信托和基金会可以将家庭财富转移到一个合法结构中,同时保护它免受各种索赔,包括破产、继承纠纷和离婚。它们都在全球各地的离岸中心被广泛使用,那里的税率要比在岸司法管辖区低得多。
信托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受委托的受托人。而与信托不同,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对资产有控制权,而基金会理事会负责管理资产。因此,基金会对大陆法系国家的客户来说比较熟悉的,其中包括中国。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基金会更容易被理解。
朱克文说："我的建议是,富裕的中国人应该考虑设立在拥有健全的法制环境和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司法管辖区建立家族基金会。如今,企业家对风险非常敏感。基金会能够让家庭成员携起手来,为家族财务一起努力,通过基金会理事会能够对企业运作实施实际控制权,并且确保权力的顺利交接。"
朱克文说,家族基金会可以被用来作为控股母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由于家族的力量进行了整合,任何家庭成员的死亡都不会对企业造成什么大影响。在基金会的结构下,家族成员同样能够更快更好地做出决定,它在不影响企业运营的情况下简化了继承的流程。在家族基金会的结构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得以积累。即便企业经历破产,财富也不会消失。这是因为受益人并不一定是基金会财产的所有人。那些用来保护家族成员生活利益的资产将不会因为受益人债权追索而受到影响。
王沫对信托和基金会的概念非常赞同。他说将考虑建立一个离岸的基金会,来避免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
王沫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显然,基金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寻找一个建立基金会的司法管辖区,它需要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相对较低的税收、稳定的政治环境、健全的立法和自由的货币机制。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相当多的选择。但由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出最后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