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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基金会,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一种可能

去年的这个时候,“股神”巴菲特与盖茨基金会创始人——比尔盖茨邀请了50名中国最富有的人一同共进晚餐,交流慈善心得,相关的报道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而在这之后的长时间内“基金会”这个名词频繁出现在中国各种大众媒体上。正如巴菲特与盖茨所言,中国的富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随着全球新兴市场的成长中富裕起来的第一代,与西方经过几代人传承的富有家族不同,他们在处理家族财富继承,考虑遗产回馈社会的事务方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巴比晚宴无疑触动了中国富有人群的神经,对于大多数通过创业致富的企业家而言,如何平衡自身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如何将自身创业的理想传承下去,如何保证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内的利益平衡,这些困惑一直存在,基金会的组织形式,则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或许是受到退休企业领袖以私人名义命名的各类基金会的启发,也可能是因为基金会本身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更容易被理解。相比较西方同样流行的“信托”模式,中国人在考虑到继承、财产保护等综合性财产管理事务时候,更容易接受“基金会”形式。

除了仅以慈善为目的的慈善基金会以外,世界大部分司法属地都同时允许为家庭利益而设立家庭基金会,用于家庭成员共同管理家庭财富,尤其是家族企业的股权,以实现家族企业控制权承继交接的平稳过渡。

当然,对于中国大多以主动投资致富的企业家而言,可以通过基金理事会直接施加对于家族企业以及家族财富的控制力,是其最为看重的一点。经历了商业中各种不确定性的家族企业领导者,对于风险得敏感度极高,因而失去控制力的资产管理模式对其而言,特别难以接受。

但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5岁到75岁,这意味着在未来5到10年内,全国300多万家族企业家们不得不面对企业传承、失去对企业控制力的问题。

是否能通过家庭基金会作为企业控股的顶层结构,给与家人足够生活保障,又能在顺利实现家族企业承继后,继续对企业施加影响,同时也能通过基金会形式持续存在回馈社会,是CIL的咨询顾问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以家庭基金会担负家族财富管理顶层结构的角色时,即使家庭基金会持有公司股份,由于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擅长企业经营的家族成员可以通过家庭基金会分担家庭责任,承继家族传统,而不会因为经营不善而干扰企业运作;此外,相比公司,由于家庭基金会整合了家庭成员的共同利益,腐败率较低,利于家庭成员集体决策;而在继承问题上,由于财产管理的顶层结构是可永续存在的私人基金会,且其决策机构管理委员会为集体机制,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离世将不会带来遗嘱认证的额外费用与麻烦,也不会因为继承程序而打断企业经营的正常运作。

使用家庭基金会取代家族企业作为家庭成员利益载体的更大优势在于,即使公司倒闭了,家庭基金会积累的财富依然长期存续,可以继续进行投资分配,保障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避免不同家庭成员在家族企业中因各自攫取个人利益而产生矛盾;并且,由于家庭基金会的受益人并非家庭基金财产的所有人,用于保障家庭成员生活的家庭基金会财产可以避免针对家庭基金会受益人的债权追索,而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

打破富不过三代的诅咒,1913年在纽约注册的洛克菲勒基金或已做了最好的注脚。该基金会已传到洛克菲勒家族第六代子孙,目前资产量依然超过30亿美元,并持续活跃在全球各行业之中。对于洛克菲勒家族来说,私人基金会的模式不仅保住了家族的庞大资产,而且对其子孙后代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巨大的财富不再使他们感到迷惑和压迫,反而变成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继承家族事业的动力。

最后让我们站上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富有家庭的财富的国际化配置、跨国居住的生活方式及投资移民带来的复杂税务问题,都需要一个从全球角度重新谨慎审视。考虑在一个税负较轻,外汇兑换自由,经济发达,法律健全的司法属地设立家族财富管理的顶层控制结构,本身就是财富管理中利用全球不同地区间优势差异,优化配置,分散风险,提高财富管理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看, 私人基金会作为家族企业继承中的财富管理工具,也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扁平世界生活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