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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虎觉醒:中国人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不断增长

作者:Iain Manley

在过去的十多里,每过六分钟就有一个中国大陆人成为以美元计算的百万富翁。 尽管经历了十年的强劲增长,2001年中国只有12.4万人的身家超过千万元。而截至今年5月,这一数字已上升到了96万。相比之下,2006年的数字为31万,而到2009年已经暴增到了82.5万。这些数字既是惊人的,也是保守的:千万元毕竟要比100万美元多很多,但是前者是中国最重要的富豪榜《胡润百富》所使用的基准。在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中,大多数人至少隐藏了部分的财富。根据胡润百富估计,中国大约一共有4000个亿万富翁,但是只有三分之一被列在了榜单上。

在中国经济顶部所展现的繁荣与其底部的繁荣一样令人惊讶,中国政府经常说该国已经帮助5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虽然报道各有不同,但是专家估计中国0.1%的人口拥有着该国多达41%的个人财富。Julius Baer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百万富翁将持有亚洲个人财富总额的一半。美国经常分析该国的财富分布情况,并且批评最富有1%的人口控制着总财富的三分之一。中国最富有的人在地域上更为集中:中国三分之二的百分富翁生活在沿该国东部的狭长产业带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及江苏等地。

中国财富的特点不只是高度集中。中国百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为39岁,相比发达国家要年轻整整15岁。其中55%的人是企业家,只有10%的人是公司高管。其他的富翁还包括房地产投机者(20%)和股市百万富翁(15%)。这些差异开始让中国的富翁与其他地区的富翁有所不同,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爆炸性增长所产生的新百万富翁同样因自己赚钱的方式而与众不同:这个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致富机会,但是在投资安全和对财富进行法律保护上缺乏监管环境或财政领域成熟度,至少相比其他成熟的经济体和离岸金融中心是如此,因此该国的许多富人纷纷将资产转移到后者。

二分法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高净值人士喜欢选择各种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接触。贝恩公司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60%的中国百万富翁选择与众多财富管理机构签约。更令人惊讶的是,85%的人至少将他们的一部分钱交给本国国有银行打理,后者才刚刚开始推出此类业务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2007年,中国银行成为了第一家为存款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客户提供私人银行服务的国内银行。如今,一些其他的本地银行也开始提供类似的服务。企业家在中国百万富翁中所占的高比重给这种趋势提供了一些解释。新加坡星展银行财富管理部主管Tan Su Shan说:“对那些希望从亚洲的百万富翁那里分一杯羹的私人银行家来说,最大的竞争不是其他私人银行,而是客户自己的业务。由于财富和生意拥有错综复杂的联系,亚洲的高净值人士需要对自己的金融需求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价。对私人银行家来说,对客户所从事的行业拥有敏锐的了解以及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帮助他做大生意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银行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并且拥有庞大的服务网络,但是大多数中国银行缺乏全球私人银行所能提供的经验和产品。客户也可能会质疑,他们是否可以信任一家本质上是国有的银行,特别是在大多数主要私人银行通常都会提供的财富和税收规划领域。一份由波士顿咨询集团在2008年发布的报告突出了保密对中国客户的重要性。该报告指出:“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普遍不喜欢显露自己的财富,他们要么担心有人来调查他们财富的来源,要么担心别人对他们的财富给予关注。因此,在选择私人银行时,他们在银行安全性和客户隐私方面会显得十分小心。他们会关注的事宜包括如何找到客户关系经理、私人银行的声誉、私人银行账户的注册地以及如何使用他们的帐户。”

在高净值市场,外资银行比国内的竞争对手要高出一筹。 2005年,AIG私人银行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一些全球最大的银行 - 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瑞士信贷 – 要么在现有的零售业务中加入了私人银行服务,要么很快地在中国开设了分行。尽管拥有最初的乐观情绪并且感受了中国大量新兴财富所带来的机遇,但是没有一家银行能够做得非常成功。

私人银行在中国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监管,这严重限制了他们所能提供的产品种类。为了代表客户在海外市场进行投资,银行必须申请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的额度,后者明确界定了银行可以兑换和迁出该国的人民币金额。国内的银行获得了大部分此类限制性的配额,它还规定了金融机构可以购买的证券类型。 在贷款业务上,外资银行面临更加艰难的环境。根据法律规定,他们只能借出客户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三,这个贷存比要比发达经济体的普遍标准高得多,这对客户希望获得的全面财富管理解决方案来说也是一种障碍。截至2007年,外资银行的资产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仅为2.7%。到2010年,外资银行的总份额实际上有所下降,仅为1.83%,原因是中国政府仅通过国内银行推出了其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富裕人士还是喜欢国内的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和股票。 由凯捷和美林证券编制的《2010年亚太地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士本土投资比例高达85%,但是外资和国内的私人银行发现很难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因为中国所能提供的金融工具仍然比较有限。例如,债券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中国在去年才刚刚推出在有限监管框架内的期货交易。

中国政府正逐步为多样化的在岸和离岸投资扫清障碍。比如2007年,中国政府开始允许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提供人民币服务,并且不断地放松外汇管制。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将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金融危机促使中国政府发展该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在看到有机会减少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及其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对中国富裕人士的投资选择造成了影响。在2008年和2009年黑暗日子里,许多高净值人士损失惨重。这是由于在享受了多年的高回报后,他们的投资组合国度杠杆化。深刻的教训提升了他们对更好财务建议(这种服务在大陆相当稀缺)以及更加平衡的投资组合的需求,以应对全球和国内市场的冲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充分有理由看好私人银行在内地的发展前景。但是在短期内,中国的许多私人银行更像是代表处,帮助客户使用较少受到国内法规制约的复杂离岸结构。高净值人士往往会发现,离岸金融中心(如香港和新加坡)的财富管理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国际税务专家Mike Grover说:“我认为,现实的情况是私人银行和独立财务顾问选择能够提供有利结构的离岸目的地(比如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来为他们的客户创造出‘解决方案’。这是高净值人士、顾问和业务注册目的地之间的一种‘协作’关系。”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另一份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个人总财富的8%是投资在离岸市场的。但是这个数字现在要高得多,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最近的估计表明多达9.3万亿人民币的资产可能处于被“隐藏”的状态中。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投资在国外市场的投资越来越多,因此从海外获得的利润也越来越多。

离岸财富管理受益于双重征税协定,这种协定防止个人及公司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为相同的收入、资产或交易纳税。中国直到1983年才签署了第一份税收协定。但自那时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扩大其税收协定网络,现在中国已经与近180个国家签署了协定,其中包括全球几乎所有的离岸金融中心。虽然中国政府已一般是想用这些条约来改善贸易关系,但是富裕人士成为了受益者之一,这是因为离岸金融中心在资产保护和税收规划领域提供了更好的监管环境。库克群岛金融服务发展管理局首席执行官Jenner Davis解释道:“集中在国际金融中心进行财富管理是人们处理个人和企业规划的一种既有效果又有效率的方式。很多富裕的中国人让子女接受海外教育,他们可能在海外拥有房地产,并且可能在世界各地拥有商业利益。所有这些事情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财务和法律环境。依托像库克群岛一样的服务提供商实际上可以给中国的富裕人士带来更大的便利。库克群岛位于中国和北美之间,因此能让他们在同一天内跨越多个时区做生意。在处理资产配置的问题时,客户会面临各大司法管辖区不同的法律体系,而库克群岛旨在保护资产的法律能够让他们从容应对。”

从本质上来讲,离岸金融中心的个人财富保护能够提供两个不同的结构:信托和私人基金会。信托起源于英国的普通法,早在12世纪和13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出现过类似的结构。而私人基金会的出现要晚得多,1926年列支敦士登在该国的民法典中首次推出了基金会的概念。这两种结构都允许设立人将财富转移到一个合法的结构中,从而避免在破产、继承纠纷和离婚时发生的财产性诉求。这些结构在离岸金融中心的运用十分流行,不仅是由于其受到的法律保护一般强得多,而且因为这能够大幅度地减少税收支出,帮助个人减少财富投资和移转的成本。

虽然这两种结构目前都被用于同样的目的,但是它们不同的法律起源仍然在影响中国高净值人士对它们的看法。Davis说:“总的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法国家的客户更熟悉基金会的形式。随着中国人对信托更加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它来保持灵活性,他们也越来越接受信托结构。然而,基金会仍然常常是首选,因为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给予客户更多的控制权。”

为了吸引更多来自民法国家的投资- 尤其是在中国 - ,库克群岛目前正在制定相应的法律,允许基金会的建立。这反映了一种趋势:与私人银行一样,离岸金融中心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它们正在努力地让中国的高净值人士了解自己有关税收豁免、资产保护和继承规划方面的信息。它们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Davis说:“ 许多中国客户不熟悉国际金融中心通常所能够提供的结构。因此,服务提供者必须更加积极,参与到中国客户的交易中去。中国客户需要更加积极的服务和更高层次的意见,而来自其他市场的客户只需要根据他们的特定需求建立相应的实体。”

中国新兴的百万富翁可能还没有认识到离岸金融的复杂性,但是他们同样可以改变这个行业。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2011年全球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调查》,新加坡将很快成为下一个世界财富管理中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加坡必须击败伦敦和瑞士,后者是财富管理的起源地。本次调查并没有把中国高净值人士的崛起作为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它仅提出了“财富的全球化”的概念,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财富的确正在全球化,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富裕人群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出国门。在财富超过1亿元的中国人中,有 27%已经移民海外,另外有47%正在认真考虑是否更换他们的护照。他们离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质量,以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旅行时所面对的不便,但是离岸金融也是另一个原因。一些离岸中心 - 像加勒比地区的圣基茨和尼维斯 - 甚至针对来自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推出了经济公民计划。

Mike Grover解释道:“目前的反逃税政策让中国企业很难把资金转移到海外以减少在中国支付的税收。但这些规则并不适用于中国的个人。那些放弃中国公民身份或者成为另一个国家永久居民的中国人无需在全球范围内被征税,而是成为了一个外籍人士,这意味着他们将只需要对来自中国的收入进行缴税。这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增加了在中国外汇管制下可以转移至境外的资金额度,允许个人出于在境外建立企业的目的将资金转移至离岸目的地,以及作为非本国居民在继承遗产问题上不受相应的限制。因此,将资金送往离岸目的地有了更多的途径。如果资金被转移到信托和基金会中,这将帮助实现资产保护和继承规划,这同样意味着受益人能够享受专业的资金管理,并且从包括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在内的离岸目的地中获得低税率的好处。”

富裕人群的大量移民一定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中国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调整法规,这些法规已经使放弃中国公民权变得如此有吸引力。但是像其他变化一样,这些调整可能会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保持同一个大方向:那就是逐步开放,并且稳步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富裕人士将能够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资金,这将变得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无论是离岸中心还是私人银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那些帮助客户做出决定的机构必须足够灵活,它们所得到的回报将是在未来至少10年的时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主导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