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行业一样，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到来的之后，离岸金融业也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传统的公司业务直线下滑与经济大国对离岸金融行业政策打击的双重压力。二者看似是不同的出处，但发端当然只有一个，就是缺钱，公司业务的下滑是民间缺钱，打击离岸是大国政府缺钱。极端的经济困难必然导致极端的共产主义，这个有历史为证，不足为奇。但习惯了轻松增长的离岸金融机构来说，需要给自己的增长寻找新的出路，经过了大约1年左右的徘徊寻觅之后，大家似乎觉得出手阔绰到处购买奢侈品和房产的中国人应该是下一个增长点，虽然他们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离岸公司，但他们也应该和西方的富人一样，需要一个价格不菲的家族信托啊，于是乎，各类机构风起云涌，纷纷试图在中国登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10年到2012年各家机构都觉得有一些奇特的询问信托的“潜在客户”，其实那都是自己人在互相打探。
到了2013年，这个热潮开始回落，因为只有演员没有观众的舞台必然是落寞的，不可能长久。当一个西方的信托公司与一群所谓的潜在客户座谈两个小时之后，客户突然发问说，你能保证我们多少收益，是刚性对吗？我们的同行当场晕倒。真所谓因为误会而火热，因为了解而分手，就是这个意思吧。到今天为止，很多大型的信托机构对中国的热情开始降低，至少已经开始回归理性了吧。
离岸信托的供应商因为市场原因倒逼他们将目光投向亚洲，但这样一厢情愿的事情，当然不会成功，市场必然要回归他的冷静，毕竟离岸信托的卖点不是投机性收入，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信托的诞生——也是倒逼
既然离岸信托在中国这样水土不服，我们不妨说说信托在海外是如何兴起的吧，此番对照也许我们能看出个门道出来。1000年前“方济各会”在英国时候由于不被允许以教会名义拥有土地，于是教会就委托专业人士将土地放在USE（拉丁文，“代表他”的意思）下面，由于这种所有权与受益权的分离，造成了国王也无法对这些土地征税（因为USE不会去世，也就不会有土地的产权的转移），USE遂大大的流行，几经周折后逐渐发展成今天的信托。
由此可见英国的信托也算是一种倒逼，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想出的办法，但这是一个好办法，而且以法律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与英国的普通法并行的衡平法就是以信托为核心的，衡平法下的信托可以说是大英帝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他对资本主义免受强权之祸提供了完美的工具，让财富可以延续，让家族文明可以传承。信托跌跌撞撞和西方文明的其他元素一样，今天也出现在了古老的东方国家的大门前，但在这个法律多如牛毛，但执行却乏善可陈的地方，一个普通的中国客户是无法想像这个“USE——代表他”将成为自己巨额财富的主人，而自己将成为所谓的受益人，他会彻夜不眠的思考，这靠谱吗？
中国本地信托是一个怪物
一个中国客户对信托的怀疑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中国，一个客户从来没有看出他的信托做到了财富的所有权和受益权的分离。笔者在前不久与几个大型国企银行的私行经理讨论的时候，他们说中国的财富管理的顶层设计是缺乏可用的法律工具的，目前已经做的所谓信托一方面只局限于私行内部的产品，而不是家族的整体财富；另外一方面受托人直接被设立人操控，有信托之名，无信托之实，因为客户更多的关注的是收益率，而不是信托本身。
以上可能是中国私行财富管理的一个真实写照。私行如此，信托公司本身是如何从技术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我问一个大型信托公司的高管说，“你们的信托的受益人是否可以指定第三方，是否可以指定为一个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成员的一个类？”，他说，“我们做的信托多数都是自益信托（你自己买了信托产品，受益人是你自己），很少可以做他益信托，更不用说你的受益人是一个不能确定成员的类了。而且你买的信托就是你的资产，如果法院找你，你的信托资产是可以被质押和执行的。虽然你的收益权可以被转移，但在法律上也缺乏强有利的信托关系的条款，更缺乏可参考的案例。
所以可以这样总结中国信托的本质，当你投资买了信托产品的时候，如果信托是不可赎回的，那所有权和受益权是分离的，受托人可以进行投资管理；但当有债权发生的时候，资产的所有权又变成了法定的绝对所有权（这是根据某些信托公司人实际经验，未必得到所有律师的支持），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可以说典型的中国特色，但不等于说这种不合理应该被保留和尊重，事实上，中国正在有序的出台更多法律，来适应这些需求和变化，只是也许还没有到时候。
一个隐形的国度
短期内，中国本土的信托在财富管理的顶层结构上是很难有所作为已经成为定论，目前没有看到很快改变的苗头。但那并不是说中国客户的财富管理除了投机性的高收益高风险理财意外就没有作为了，恰恰相反，中国客户中是有一群没有穿鞋的人，而离岸信托正是一双很有弹性的鞋，你需要做的是说服他们穿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要从一个隐形的国度说起。现在你在世界任何地方旅游或商务，你都不用担心你找不到中国人，从这点来说，中国人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上帝许诺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今天兑现这个诺言的看来只有中国人了。
30年改革开放，稍有创造财富能力的人都已经或多或少的把自己的投资、子女、亲属放在了海外，或者经常出入世界不同的地方，很多发达国家不乏他们的身影，即便如此，中国人相对来说比印度人、俄罗斯人、甚至非洲人更加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他们小心谨慎，来去匆匆，默默的赚钱，不多缴税，努力读书，他们可能有多本护照，但却没有根据中国法律放弃中国的身份，或者只是绿卡的持有者，并不真正入籍。他们在中国的地方上是一个明星企业家，但在海外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就是海外的华人，或者说是常住中国的海外华人，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心灵所追求的东西在一个夹缝当中，他们认可与渴望希望的秩序与规则，但又不能全情投入，他们不得不在中国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又没有一分宁静的心情相信自己的财富可以安然传承。这个若隐若现的人群是可能很有能力改变中国的人，也是很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人，但他们生活在一个骑墙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的有一个办法，让自己两边的财富和身份都可以置于阳光之下，然后他们才可以安枕而眠。
这个特殊的人群比更纯粹的本地土豪更急切穿上鞋子，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正在倒逼他们投入海外信托的怀抱。
压力越来越清晰
FATCA的事情已经吵了很多年了，但只有最近当中国这个名字出现在美国财政部的网站上的时候，很多人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上文提到的隐形国度中的人士突然意识到不久的将来，他在ICBC存款的时候，如果他同时是一个有美国绿卡的人，而没有填写一张特殊的表格将意味着对美国的一种犯罪，原来曾有的那种侥幸心理已经不太能说服自己了。
FATCA只是诸多压力的一部分，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大家所热衷的BVI公司不能在汇丰开户了；BVI的公司名字可以在网上查到了，甚至新的注册证书还有二维码了；加拿大与中国签署共同追讨罚没资产的协定了；香港貌似开始整顿内保外贷了；有些银行突然做不了美金的跨国交易了；中国的遗产税和房产税仍然是悬在头顶的利剑。如此云云总总，都在告诉跨界隐形的人需要验明正身，甚至是缴枪不杀。而传统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靠谱。比如让一个中国的亲戚代持澳大利亚的房产或中国的工厂的股权，比如积累在某个离岸户头的现金已经超过100万美金，但没有思路去处置；再如用于定价转移的香港公司10年未曾报税。这些传统的方式可能直接转化成严重的问题造成财富的直接流失与分裂，如非正式的受托人的突然去世，遗嘱公开可能造成高额的税赋和财富的尽失，没有专业管理的高净值户头可能遭到银行的驱逐或被公开。
以FATCA为首的压力已经为中国的隐形富豪，也是世界隐形富豪敲响了整理整顿顶层财富结构的警钟，可以进行有效规划的黄金时间已经大大减少。一个中国高净值家庭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中国本地财税的合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国家的压力，一个中国高净值客户的财富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全球问题，需要有全球视野、本地智慧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执行力的团队去整合资源，立即行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华人世界从来都不习惯信托（因为那需要放弃法定所有权），而只相信控制；从来都迷信强权，而忽视法律，但在这个山雨欲来的前夜，很多国际化的人群开始动了起来，因为信托虽然不是他们最理想的工具，但的确也是地球上现存的唯一管用的工具，如果你想实现财富的隐私、传承和保全的话，还是早点做一个海外信托吧，虽然那么的勉强，简直是倒逼出来的。但逼得出来的，总比逼也没有动静的好吧。
结语
“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 ，世界从来都在改变，也许明天的压力和今天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世界要想抵消2008年以来的透支东西，不是一般的科技进步和微观的结构改革可以快速弥补的，必须要假以时日，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动荡和过于严苛的征收的风险必然是主要的外部风险，所以那些提前预备的人，总是能笑到最后，而那些你一直担心的而心存侥幸的事情，总是最后还是发生了，难道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