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推出新一波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用以刺激经济，并为未来的发展铺路。对外投资热情渐长，鼓励中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政府对此予以支持-这通过融资，信息共享和监管部门宽松的批准程序方式得以实现。通过新的法律，批准新的法规和政策文件，同时开展广泛的反腐败运动。
以上举措是中国对离岸产业态度的明显表态，下述文章将对某些举措一一进行检验。
离岸公司服务提供商其业务从国内向国外的转变也备受期待。在离岸2020报告中（-由OIL公司进行的领先年度市场调研），对离岸产业300多位专业人士的调研表明，他们中有超过一半人数以上开展的是与中国相关的业务。在2013年， 56%的专业人士报道说，他们的业务是中国对外业务-这是国外业务首次多于国内业务。 这一情况在2014年依旧持续。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离岸行业依旧非常看好中国的业务。当被问及未来5年内客户倾向开展业务的前10国家时，离岸2020调研的40%受访者将中国视为其首选，这一比例远超第二和第三选择地，它们分别是美国（比例为13%），以及英国（10%）。
有趣的是，即使基于亚洲（他们有理由更加期待中国的新业务）和基于亚洲之外的受访者是分开比对的，其受访结果依旧相同：看来全球的服务提供商正转向中国寻求他们的新业务增长。
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另一方面以及海外投资与人民币（RMB）的使用有关。随着经济自由化，使用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情况日益增加。离岸公司供应商应关注这一发展么？
一方面，人民币自由化可能导致人们对离岸实体需求的下降，因为使用境外资本流动“通道”将不再是结构性需求。另一方面，缓解中国投资者和企业工具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可能促进更多活动，为离岸服务提供商提供更广阔市场。
在离岸2020调研受访者中，绝大多数（82%）均表示，人民币持续自由化从中期发展来看，将对离岸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所以，我们会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的新业务，从本质上来说，海外业务会占比更多，且离岸产业这一整体市场会更大。 对中国海外业务的首选辖区我们有何见解？
当被问及这一问题，离岸2020受访者认为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是他们的首选渠道，而且这一选择占比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分别为40%和33%），同时开曼群岛位列第三（7%），以为塞舌尔为第四（5%）。
而且新业务会采取什么形式？ 相当多的证据无论是趣闻还是其他，均表明其业务复杂性正日益增加，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的业务。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属维尔京群岛就已是为国际商业公司首选的杰出辖区。多年来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一直是中国和整个亚洲传统的选择载体-以至于人们用“BVI”这一术语替换描述离岸公司。直属的BVI公司，由其受益人所有并经营，是许多中国客户的标准做法。
尽管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依旧饱受欢迎，我们近期发现使用BVI信托的情况日增，且BVI私人信托公司的数量也相应增加（“PTC”），这些公司作为此类信托的受托人存在。
西方及其他地方富裕的个人和家庭一直都这样操作，这些载体的设立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主要是继任计划，财富规划，避免遗嘱认证，资产和隐私保护。
此外，开曼公司，之前可在香港证交所上市的唯一离岸投资工具，（BVI和其他辖区近期已得到允许），作为上市工具、集团投资计划和资本市场和结构性金融工具均非常受欢迎（开曼群岛是世界领先的基金辖区）。
上市前规划也是中国离岸市场的关键动态。投资者所喜欢的IPO接近危机前水平，且许多近期在全球交易的IPO均由以中国为基地的企业发行，其中一些非常引人注目。阿里巴巴近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人人皆知-而鲜为人知的是用户实际上可以通过开曼公司收购公司，然后从阿里巴巴获得股息。
李嘉诚，这一据说是亚洲最富有的人和香港经济的巨人，最近宣布对他现有企业重组，借助开曼群岛工具上市，他的这一做法为开曼群岛这一辖区增添了不少威望。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公开声明的影响，并且在近几个月内中国在开曼群岛的投资也有所增加。
结合相关的本土法律、税收和其他受托顾问，中国有钱的个人和家庭将因此寻求建立适合他们自己，业务以及他们家庭私人状况的体系类型。通常，目前这一体系由于海外和跨境业务的需求日增，涉及到多个离岸公司，需要各种工具来满足具体的情况。
OIL对这些在中国寻求新业务的辖区和服务提供商有什么建议呢？关键在于参与。例如，英属维尔京群岛于2013年成立BVI亚洲之家。后者是一家业务发展和外交办公室，总部设于香港，其雇员为辖区内的高级营销和监管官员。其他辖区，如根西岛和泽西岛，分别在上海和香港设有类似的办事处。 英属维尔京群岛与深圳市政府就前海自贸区也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在撰写本文之时，尚未知这一合作关系将如何继续，但它凸显了辖区希望与中国接轨，亲近中国决策者的意图。
在本文中，我们就商业趋势和发展描述了一幅必然的美好图画-但，客户和他们的服务供应商，需确保他们与地方性法规、税收立法和执法并驾齐驱。与许多辖区普通法体系所提供的服务不同，中国是基于规则的体系。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矛盾和困难。
例如，在2014年9月，几个较大规模的中资银行宣布，他们将不再为注册办公地址包含邮政邮箱的公司开设银行账户。尽管在许多国家，因为他们的邮政系统不发达，邮政邮箱是投递邮件的唯一途径。这一新规则导致服务提供商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改变他们的地址，而客户则寻求确保他们能够继续他们的银行议定书。虽然该问题可控，但仍可能会有其他潜在的障碍需要克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没有考虑的是与FATCA，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驱动的共同报告标准（CRS），中国是签约国，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这是后金融危机的一个功能-但，毫无疑问，该行业将持续进化并发展，从而能够处理新出现的需求。
在进行离岸2020市场研究倡议的五年间，我们OIL见证了一些离岸产业趋势的出现-其中一些可外推至2020年。对中国而言，我们预计在该产业内新业务将是主要的增长动力-这将由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所有海外扩张部门主导，本地高净值个人成长速度远高于西方市场，且日增的兑换人民币热潮，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本进入全球经济。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其经济成果将不仅仅由将总部设立在大中华区的服务提供商承担。服务提供商贯穿整个价值链-法律，会计和企业服务，他们将积极转向中国寻求推动未来的业务增长。所有主要辖区将更加积极主动接触该国，试图为自身建立合适的商机。
所观察到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所说的“四大”辖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香港和新加坡在大中华区和亚洲的崛起。英属维尔京群岛作为国际商业公司关键所在这一卓越性以及开曼群岛对投资基金和资本市场工具的流行度，正如上述所详述的，可能逐渐会减弱，但我们不相信它们会就此一蹶不振。香港和新加坡将作为“中岸（mid-shore）”辖区，其重要性将持续增长，同时提供传统离岸受益和在岸信誉，使客户能够构建实体公司。
我们已经进一步详述了与中国接触的需求，无论是从具体辖区的政府、监管层面或是服务提供商层面。总之，据我们预测，至2020年，离岸公司服务提供商，若无在华战略，会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