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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新疆域

有了几个离岸中心的一路支持,中国正走在环印度洋发展路线上

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绕过好望角,第一次为西欧商船进入印度洋打通了海上航道,从此全球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着这片广阔海域四周兴起了一批自由港(如新加坡),这些小国得以发展对外贸易,这个时代也达到了其顶峰,那时印度洋也被戏称为“英国湖”。而今,中国和印度的先后崛起为这条贸易航线带来了又一次迅速且深刻的变革。随着中印两国将商贸利益的触角伸至印度洋,新一批贸易中心争相兴起,为要吸引下一个“超级大国”的注意。

为满足中东市场快速增长的需要,自称为印度洋上的“金融中心”的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以及北面的海湾国家(尤指迪拜)实行优惠税率以吸引外国资本。对于想与印度、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开展贸易的中国企业来说,它们不仅能在这几个国家享受到最低的税率,设立工厂和航运枢纽,也可以将此作为与其他贸易组织往来的中转站,但是它们也将面临艰难的选择。Zetland Fiduciary上海代表处Jack Wu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应当“在目标国和原住国都建立起一个可转换、可联系的投资架构。”

政府排头兵

2008年中非两国的贸易额自1999年的65亿美元飙至1060亿美元,相差15倍。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额仅随其后,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预计今年也将超过1000亿美元。2008年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被关闭的边贸交易除外,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518亿美元,预计到2012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200亿美元。然而,强劲的贸易增长却没有拉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8亿美元,与流入的外国资本相比微不足道。在全球吸引外资金额大跌37 % 的情况下,去年流入中国的外资金额却上升至565.3亿美元。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数额截至2009年仅占全球总量区区1.3 % ,但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鲜明立场将帮助民企在非洲的东海岸和亚洲的南海岸开发更多项目。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政府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排头兵,它打响援助的口号,为去非洲高风险国家投资的企业提供免息或优惠贷款。以非洲、中东和印度次大陆为主的整个地区通常为发达国家普遍忽视,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纷纷在此大兴土木,尽管有时还会遭受不小的经济损失。从连接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珍珠链”深水港、横跨阿拉伯半岛的铁路、到非洲的体育馆、移动通讯网络、矿井,这都使得这个地区可以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东海岸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也在印度洋周边国家获得了拥趸,许多国家如赞比亚、埃及,令印度深感不安的还有孟加拉国,都在进行经济特区的建设。

在发现了这里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后,中国的民企也开始跟随这波拓展浪潮而来。

环印度洋岛屿

鲜有其他地方比环印度洋的金融中心更有理由关注中国急剧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了。

迪拜是这个地区最大,也是最实至名归的金融中心,拥有不同目标领域的多个免税区以及一个成熟的证券交易市场,其中最早的一个是建立于1985年的杰贝·阿里自由区,早于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同类型的贸易区。阿联酋在1995年与中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作为七个酋长国之一的迪拜也包括在内。由于迪拜与周边地区签有一些包括《MIGA政治风险担保计划》之类可抵制政府非法行为进行跨境直接投资的多边协议,因此迪拜是海外投资进入中东和北非市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为投资阿富汗、加沙及约旦河西岸等地区提供了保证。另外,处于伊斯兰金融中心地位的迪拜也出人意外地迎合了许多中国投资者对安全、简便的金融产品的偏好。

阿联酋政府部门的数据显示,登记注册的在阿中国企业大约有3000家,合资项目投资总额合计超过40亿美元。然而,Jack Wu表示只有他只会把迪拜作为一个出口市场推荐给客户。他说:“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迪拜一直是一个可以做生意的地方,但不适合将资产转移过去,至少从保护资产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他认为五到十年前当中国批发商和零售商在那里掀起一股开店狂潮后,迪拜的利率已经达到了顶峰。最近,中国第一大银行工商银行(按某些标准它也是世界最大的银行)获批在迪拜设立分支机构。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Ben Simpfendorfer认为工行的进驻将减弱特别税收体制对于中国企业进入阿联酋和中东市场的重要性。他说:“这对于那些想要通过国内银行在这个地区运作的中国公司来讲更有意义,但是,它们到底想不想这么做还不清楚。

”相比之下,Jack Wu认为中国相对陌生的塞舌尔群岛更有投资潜力,他通常首先会向客户推荐塞舌尔,其次才是毛里求斯和迪拜。他说:“原因很简单,其一,这个市场更新,其二,中塞间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有更多优惠。”为享受塞舌尔双边税收协定和东南非共同市场组织(COMESA:由19个东南非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海关联盟)成员国优惠,投资者需注册特别执照公司,而非传统的国际商业公司。后者通常只对资产保护有利,而前者只需为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所得承担1.5 % 的税率,在享受境外缴税补贴后税负甚至只有零。

尽管塞舌尔早在1995年就立法批准建立自由贸易区,但一直到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到来,货币被迫开始流通、外汇交易监管放松后,塞舌尔才成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供选择。自那以后,塞舌尔吸引直接外资量连年攀升,去年更创纪录地达到了11亿美元。差不多同时中国企业也在为海外投资寻找新方向,这也许为两国建立长期贸易往来助了一把力。Appleby全球分析师Leah Scott认为:“政治气候趋于平稳带动了投资额的上升,塞舌尔与中国的经贸发展良好,就像毛里求斯之于印度。

”毛里求斯与印度的经贸合作尤其成功,(而另一方面,两国的政府却有分歧,毛里求斯指责印度政府帮助其公司逃税。),它是印度最大的直接外资流入国,毛里求斯一个国家就累计吸收了印度390亿美元的投资额,占总量几乎一半。毛里求斯与其它地区的合作同样成功,它是东南非共同市场组织 (COMESA)和南非发展共同体 (SADC)的成员,与欧洲和非洲签有纺织品出口零关税协定,和33个国家签有避免双重征税条例(这个数字在塞舌尔只有13),其中就有中国。比起塞舌尔,毛里求斯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略高为3 % ,行政成本也稍高,但是它的市场更成熟,储备人才更多、基础设施更完备。

Jack Wu说:“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你的目标国。举例来说,如果想和肯尼亚做生意,你只需要避免双重征税就行。”但对于诸如中非发展基金等重要项目来说,去毛里求斯更合适。

中非发展基金由中国开发银行在2007年斥资10亿美元建立,资助在非洲从事基建、农业、制造业及电力建设的中国公司开展项目。据估计,2009年由该基金会牵头的投资额占中国在非洲投资总量超过30 % ,1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花费殆尽。第二批资金于去年五月开始募集,预计将在之后的三年中再吸收20亿美元。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有多紧密。该基会在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中非合作峰会声明后建立,中央政府目标募集50亿美元促进中非贸易。

不只是税的问题

虽然塞舌尔和中国签有更优惠的税收协定,目前也很受中国投资者的欢迎,但是中国在环印度洋地区的下一步计划显然还是在毛里求斯。中国已选定毛里求斯作为其在非洲开发的众多经济特区之一,由中国出资25亿美元兴建的非经贸合作区今后将成为中国企业在环印度洋地区的投资基地,会极大地提升毛国的制造能力以及港口地位。同样,印度也不仅仅将毛里求斯作保护资产之用,印度政府效仿国内的IT中心在毛国建立埃本数码城 (Ebene Cyber City),一号楼落成典礼时甚至印度总理辛格也在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据传,中国政府也在筹划一个640万美元的塞舌尔项目。虽然许多金融、法律服务公司愿意在这两个离岸中心中的任意一个开展业务,但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最终还是会面临在同一个市场争一杯羹的窘境。归根结底,地理位置可能还是最为关键的。从这点上看,塞舌尔优势明显。从塞舌尔去非洲的东海岸可以少花8小时,去中国也更为便捷。世界上最深的天然港之一也坐落于此,然而比起毛里求斯的路易港又是相去甚远了,后者是现今印度洋上集装箱容量最大的港口。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在环印度洋地区贸易额和投资量的上升,这些金融中心的发展将远远超越避税天堂,它们会渐渐成为中国资源网络和贸易发展的中心,也会成为中国在海外商贸扩张的重地,从很多方面来看,现在的迪拜就已经是了。英国在两百年前建立的自由港——新加坡就是一个鲜活的榜样,迪拜、毛里求斯、塞舌尔与中印的贸易往来为它们成为下一个新加坡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