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开曼群岛与那些挣扎中的小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几乎没有希望成为加勒比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蚊虫肆虐，没有自来水，缺乏可靠的电力供应。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该国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使其成为了拥有相当地位的离岸私人银行中心。1962年，牙买加决定从英国独立，这在开曼群岛的成功故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牙买加和其他一些加勒比国家纷纷选择独立时，以前一直通过牙买加管理的开曼群岛决定仍然维持英国附属领地的身份。
牙买加脱离英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商人纷纷搬迁到了开曼群岛，在那里进行投资和开展业务。这些商人的到来加上牙买加税收中立的地位以及它所采用的英国普通法制度帮助该国将自身打造成为了一个私人银行中心，从而能够从战后金融自由化时代的国际金融发展中受益。
1963年，加拿大皇家银行在开曼群岛成立了一家分行，使其成为巴克莱银行后第二家在开曼群岛经营的商业银行。到了1965年，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也开设了一家分行，同年加拿大丰业银行信托有限公司（开曼）成为了该国第一家信托公司。1966年，开曼群岛进行了重大的基础设施改建，包括国际机场的跑道升级和电信设施的引入。随着银行和信托公司监管法规的颁布，这些因素为开曼群岛成为金融服务行业的全球领导者铺平了道路。
正如牙买加独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开曼群岛受益一样，另一个加勒比国家的政治变革为稳定的开曼群岛带来了更加良好的机遇。1967年，巴哈马的激进自由党开始执政，为独立运动播下了种子。那时巴哈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而在那里经营的外资银行并没有选择等待和观望事情如何发展，其中许多银行从60年代后期开始纷纷转向邻近的司法管辖地，这比巴哈马实际上从英国独立出来要早上好几年。
开曼群岛发现自己成为了许多离开巴哈马的美资银行的新住所，这一部分是由于该国的政治稳定性，另一部分是由于其极具吸引力的地理位置——飞往迈阿密只需要一个小时，并且与纽约处于相同的时区。直到目前为止，开曼群岛的客源还是以英国人为主，这主要与帮助该国建立私人银行中心的两个人有关，他们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William Walker和牛津大学毕业的商人John Maples，这两个人与伦敦许多有影响力的商业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上述趋势标志着开曼群岛的主要客源开始发生了转变。积极地向美国人推广开曼群岛以及大量美国和加拿大商人的涌入使得该岛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建设热潮，并且大大推动了金融服务行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在开曼群岛引入重要立法（包括1979年的“保险法”和1993年的“共同基金法”）来努力扩大其私人银行的地位并且提供更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时，另一个加勒比地区的英国海外领土也在这个行业中不断崛起。英属维尔京群岛找到了一个从与美国签署的免双重征税协定中获益的方法。英属维尔京群岛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中心。该国于70年代中期成立了第一个美资公司，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数以百计的其他公司纷纷效仿。
尽管最初成功地进入到了离岸行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在1981年撤销了该免双重征税协定，使得英属维尔京群岛失去了大量的业务，这迫使该国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微调。1984年，该国制定法律给予离岸企业一定的税收豁免，以恢复其失去的部分业务，但是这仅仅取得了部分成功。正如巴哈马的厄运导致开曼群岛在金融服务业的崛起一样，1991年美国对巴拿马的入侵给英属维尔京群岛带来了好运。巴拿马蓬勃发展的金融服务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都选择逃离至邻近的司法管辖区，其中之一就是英属维尔京群岛。
这两个加勒比国家的成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根据毕马威200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离岸公司中有超过41％成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占其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如今就存款总额而言，开曼群岛和瑞士一起主导着全球市场的离岸银行业务。开曼群岛被认为拥有世界第五大的金融服务业。
自从成为私人银行和离岸企业注册的中心以来，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分别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它们的金融服务行业实现盈利以前，这两个英国海外领土都拥有规模较小的海洋和农业经济，而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比较滞后。随着离岸中心发展取得成功，旅游业随之而来，成为了一项副产品。这也许就是它们于香港和新加坡在离岸中心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差别。
在某种程度上，加勒比岛国在人们心目中就是离岸金融的代名词，考虑到美国财富在这些国家成功背后的主要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亚洲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新加坡和香港预计将超越加勒比地区的前辈们，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与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一样，这两个地区都有英国殖民的历史。他们的英国殖民史以及随后的独立在创建以英语为母语的国际大都会中发挥了作用，造就了现在的新加坡和香港。
在新加坡独立后几年的时间里，该国采取了一系列初步的措施旨在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1968年在伦敦向美国银行求教如何创建一个欧洲美元市场。此后不久，新加坡把自己打造成了离岸欧洲美元市场的亚洲中心，主要集中开展南亚的业务。新的欧洲美元市场也受惠于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该地区的巨额开支，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75年才结束。除了没有流动性和储备方面的要求外，新加坡所提供的其他战略优势包括取消对非居民所赚取的利息征收预扣税，以及不施加外汇管制。
新加坡为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所采取的积极方法（显得深思熟虑和有条不紊）与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它不同于香港，后者的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由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的力量推动它不断发展。到1911年，英国在香港的政策已经是以金融为主导，而不是贸易和制造业。书写香港财富管理行业历史的包括瑞士的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以及包括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在内的国际性银行。
尽管英国努力发展香港的金融业，真正让香港崛起为金融中心的是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当时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控制之下。从那时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历史上最显着的转型之一，而香港由于其具有竞争力的税率和广泛的离岸服务成为了大量内地资金的目的地。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也被认为是促进其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被人们认为类似于英国与其海外领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过去已经帮助建立了大量的离岸金融中心。
除了有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健全的监管环境等优势外，香港与新加坡一样拥有自身强大的在岸金融业，同时也是贸易枢纽。这两个城市被比喻为连接在岸和离岸的桥梁，在金融业拥有独特的地位。这或许是它们与加勒比国家最大的区别所在：如果没有金融服务业的出现，后者就无法在全球商业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
新加坡和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近年来，香港私人财富行业的增长直接得益于中国大陆经济的蓬勃发展，在那里高净值人士的数量正在迅速地增加。内地缺乏私人财富管理渠道，这使得拥有大量私人银行的近邻城市香港成为大陆资金的首选地。大陆最近对人民币结算法规的放宽使得投资者在香港更容易获得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而离岸工具能够让为中国公民使用自己的货币来从事投资。
新加坡不但得益于其在地理上接近南亚国家，而且在私人银行业的发展中也大大超过香港（中国大陆的财富更接近后者）。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新加坡私人银行资产总额为500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香港为2000亿美元。新加坡可以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将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接下来才是瑞士。看来，全球财富的转移非常可能让离岸金融中心也随之向东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