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上海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它仍是一个试点工程，国内部分地区将追随其脚步，但它仍被认为是中国在推进人民币自由化进程中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长期以来，人民币改革和自由化在国际上一直处于政界和经济界舆论的风口浪尖——对那些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会带来潜在威胁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近年来，北京方面促进人民币自由化的努力而广受赞誉，且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目标指日可待。中国很有可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联盟，据估计，今年年底，人民币有望在今年年底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货币，这充分表明中国在推进人民自由化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进步。
人民币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之一在于提高了中国公民的境外投资能力。中国投资者以积极地态度来看待这种变化，但是其对于离岸市场的影响尚不可知，显然，这种变化有利有弊。
货币自由化是相对广义的一个概念，其涉及不同的财政及政府政策。对中国来说，人民币自由化属于下列两大类中的一类：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政策；国内成立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政策。本质上，人民币自由化旨在减少货币流通、交易和使用方面的限制。
人民币国际化早于2007年7月就已开始，当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首次发行“点心债券”——境外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因香港的点心而得名。到2010年7月，只有中国和香港的银行有权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之后，由于放松管制，人民币离岸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反过来，这又促进了“点心债券”的国际化。
自成为首个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以来，香港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因为越来越多的金融辖区寻求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减少交易费用以及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其中伦敦和新加坡是香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新加坡目前正逐步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市场尤其是和东盟成员国联系的主要门户，此举有望大大促进该地区人民币交易体系的发展。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煤矿公司和其马来西亚客户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以减少交易成本或更好规避货币风险。东盟于2012年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进口市场，这大大增加了东盟作为贸易伙伴的潜在优势，因此推动人民币在该地区的自由流通对于未来增加双方贸易额至关重要。
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地位于2011年12月达到顶峰，当时其包揽了90%的人民币离岸业务。而2013年9月份，这一比重下降至65%左右 – 同月，上海自贸区成立。尽管香港在人民币离岸业务中交易额大大下降，同时面临着其他离岸中心的崛起，但香港毕竟拥有先发优势，这使其在人民币储蓄方面仍然远超其他离岸中心。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香港的人民币储蓄和定期存款达到1万亿元，离岸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余额超过4500亿元。
今天，“点心债券”发行限制大大放宽，不再局限于中国大陆，各大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都可自由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这日益彰显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地位。
从全球来看，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持积极态度，此举有利于提高中国贸易投资的效率和弹性、通过消除外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优化流动性管理并且更好管理货币风险。同样，中国成立自贸区的举措对在中国投资或经商的个人、企业和其他机构有明显优势。但是，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怀疑和否定，所以，中国成立自贸区仍然受到质疑。
任职于新加坡星展银行的经济学家周洪礼认为，质疑的原因之一在于一些人担心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会阻碍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尽管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先于上海自贸区而成立，但是香港很好地向外界证明，激烈的竞争并不总是具有破坏性的。其他人民币离岸中心，如伦敦和新加坡，虽导致香港人民币储蓄比重下降，但是要注意：下降的是人民币储蓄份额，而非资本。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增加要求大量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增开中国外汇账户和其他人民币产品服务，具有远见的金融机构正逐步将这些服务变为现实——香港在这一方面是很好的先例。
Colin Riegels，是总部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全球银行和金融服务集团衡力斯律师事务所（世界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离岸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和总裁，他并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会对其他离岸中心构成威胁。他说：“离岸产业主要依靠跨境资本流通，因此，任何有助于提高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境外投资能力的自由化是一件好事。”
周洪礼认同Riegels的乐观看法，并且他说外界对于成立上海自贸区的一系列担心是无根据的，欧洲美元市场很好地表明，尽管在岸市场放松管制，离岸市场仍可以良好发展。
20世纪60年代美国金融条例的调整，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限制和借贷限额的调整，使离岸银行机构比本地银行更具吸引力。因此，美元流动性更多偏向伦敦，在这里，非美国银行机构不必承受美联储强加的各项条例。欧洲美元市场因此迅速发展。
周洪礼认为，欧洲美元市场的持续发展归因于一些因素，其中最显著的是，该市场作为美元非美国借方和贷方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地位。为了使一国免于汇率风险，使用离岸辖区的做法现已很普遍。美元证券由欧洲金融机构存储的海外中央银行在2001年纽约911事件之后仍能够正常运行，与此类似，若人民币在境外离岸中心存储，而非全部存在于本国国土，则可缓解关于中国政治稳定的担心。
国际投资者更青睐于通过使用某种特定货币的离岸业务进行交易，因此，就人民币离岸业务而言，香港和其他境外离岸市场有望沿着欧洲美元当初的国际化轨迹发展。
汇丰银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全球主管张捷在《全球贸易评论》杂志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就中国在中德之间引进人民币双轨解决方案问题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三管齐下：提高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地位、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鼓励人民币跨境投资。”
她称：“人民币跨境流通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在在岸和离岸市场间的流通，在深化人民币清偿能力和发展人民币投资、融资和对冲/风险管理产品过程中，人民币离岸中心不断增多。随着各国与中国业务往来日益频繁，人民币交易结算已成为能够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明智选择。”
她并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会对其他离岸产业造成威胁，相反，“人民币结算体系自由化”带来一个挑战，在中国投资或经商的跨国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始终面临着这项挑战：如何最大化利用在中国积累的流动性过剩能力。“（这些企业）在中国合理运用营运资本以促进全球或区域性资金流动性优化的能力受到限制，这导致额外借贷成本增加，而流动性过剩并未得到合理利用。汇丰银行赞成人民币国际化，张捷在接受《全球贸易评论》杂志采访时说，她希望政府能够继续加大这一举措的力度。”
上海自贸区试点已成为推动人民币自由化的典型代表，但即将成立的天津、广东和福建自贸区会与其共同分享这一光芒。其他三大自贸区将以上海为模型，放宽公司成立限制、简化审批程序，而之前，只有中国投资商在寻求离岸金融服务时，才得以享受这些优惠。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期间，上海自贸区内新成立的公司和其中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分别为2600和280，这些表明，距离较远的离岸辖区对中国投资商的吸引力正逐渐减小。
上海海关数据显示，至2015年1月，上海自贸区总交易额达到7624亿元（合计1228亿美元），占上海总交易额的26.6%，但仍有上升的空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明，在今年3月底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如此说道。他还称，自贸区内应加大政策实施力度，进一步开放投资环境，上海自贸区在金融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方面得到有力的经验，可以充分将其运用到新设立的其他三大自贸区的发展中。
上海自贸区作为金融改革的试验场，大大降低了企业成立门槛，提高外汇自由化，并且为某些产业提供特殊优惠——其中电子商务、法律服务和物流服务等是主要受惠产业，此外，其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来规定外商投资。外资银行不仅可以建立新的分行，同时也可和当地私人资本组建合资企业。在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方面，上海自贸区为外商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其长期目标包括实现该地区资本账户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自由化和人民币跨境流通，不久的将来，中国势必会加速自贸区内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以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同时确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广东自贸区成立于2015年3月18日，是新建三大自贸区中最早的一个。三大自贸区都会充分利用其自身地域优势，且自身特色鲜明。比如，广东自贸区，横跨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区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拥有临近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优势。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称香港和广东一致同意“充分利用深港通的有利机遇，在明年深化双方证券市场的合作。”
李智仁博士，捷鹏国际金融服务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和副总裁，称“金融创新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是上海自贸区的两条主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自贸区外的居民提供离岸金融服务，包括为充当金融中介机构的非居民客户提供储蓄和贷款服务，以及诸如基金管理、保险、税收筹划、信托和资产保护等服务。”最后，他提出了一个中肯的问题：“上海自贸区是否能够成为离岸金融业务的跳板？”
离岸金融产业不断发展——这也是人们成立离岸公司或者利用离岸工具来更好满足自身金融需要的原因。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区在促进人民币自由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人民币自由化进程不断推进，自贸区会继续减少之前促进资本境内外自由流通的阻力。Colin Riegels强调称“人们成立离岸公司的动机各不相同，一些动机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有时候甚至是巨大的改变。”上海自贸区在中国相对短暂的金融改革历史中，仍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区域。但是，作为改革试点区，它的角色和之后陆续建立的其他自贸区的角色，将逐渐适应和调整，来应对周围不断变化的物质、经济和政治环境。Riegels 说道：“一些人对人民币自由化如何影响离岸产业做出了大胆的预测，总有一些预测是正确的，但是它究竟只是资本的稳定流动或者是类似于1997年导致香港回归的大事件，时间会给予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