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sby说，监管将对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产生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20％至25％的隐性税率。这个影响是如此巨大，它实际上会使得某些企业和某些产品变得不赚钱。”
然而，亚洲的金融专家驳斥了Crosby的预测，后者认为亚洲的金融监管将减少财富管理业务近四分之一的增长。银行家和专家们一直都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亚洲所有的监管都会减少20-25％的增长，这个数字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庞大的。监管类型、金融机构和现有合规框架都是决定监管是加速还是减缓增长的重要因素。
独立咨询顾问David Maude为企业提供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方面的咨询，他曾经在麦肯锡公司工作过，他告诉《中国离岸》Crosby的预测似乎是不太可信的。
Maude说：“20％到25％对我来说似乎有点高。所产生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的特定类型。就单个金融机构而言，包括商业模式、客户基础、地域范围和规模、以及对现有的合规框架在内都是造成影响的因素。在亚洲，财富管理公司特别会受到新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影响（包括企业行为和产品监管），这些制度通常是具有国家性的。”
在亚洲，全球财富始于日本，接着在20世纪80年代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财富中心在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来回徘徊。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其在20世纪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的财富已不仅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了中国，同样也从西方转移到了中国。有些人甚至开始认为上海将成为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心。
Maude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很可能会成为亚洲财富管理的主要中心。究竟能够多快以及能够大到什么程度各种因素如何发展，包括亚洲其他金融中心的发展，比如香港、新加坡和孟买。国内相关的因素包括法律和监管环境、（金融和非金融类）基础设施的质量、公司治理标准以及上海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
不过，上海也面临许多限制，可能使其无法发展到极限，包括外汇资金流动限制、产品方面限制、外资参与和金融机构方面的约束。但是，除了Crosby以外，几乎没有人认为监管会使得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损失如此巨大的增长。
然而，中国政府确实对金融体系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它不仅妨碍了中国人投资海外，同时也阻止了西方二年对中国境内财富管理机会的投资。Maude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期望可以看到更多的外资银行被允许在中国提供私人银行服务，这将允许中国人进行离岸投资。
